博鼎娱乐

中文EN
泉州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022-12-23 来源:《社科院专刊》2022年12月23日总第627期 作者:杨园章
分享到:

  杨园章(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优秀文化荟萃中国。泉州坐拥山海,“一隅之地,而千里之形在焉”,由此产生了丰富的生计模式。各类族群活动,带来了繁荣的贸易与多元的文化。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价值在于其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不仅让泉州享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也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多元文化传统共存

  经由长时段的中外族群互动,至宋元时期,泉州已形成以佛教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传统共存的格局,是一个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从南安丰州狮子山、柯厝山、大盈、晋江庵山、惠安涂岭等遗址来看,史前时期闽越人已在泉州地区繁衍生息,形成了以沙贝遗存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3—10世纪,陆续有中原人士南迁泉州,并与当地闽越人融合,共同开发晋江流域。汉人与闽越人基于地理环境形成的多种生计方式彼此交互,长、短途贸易结合,进一步促成泉州社会的整合。

  在此基础上,10世纪下半叶至11世纪末,泉州地方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087年,宋廷于泉州设立市舶司,开启以泉州都市中心或以海港为核心的海外商业文化交流大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大规:I厦骋字,丰富多彩的域外文化也随着各类族群进入泉州,现存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实物足以说明,至少在宋元时期,泉州已经形成多元文化传统共存的历史景象。中外各族群的到来、交融,使泉州逐渐形成了以闽越文化为背景,以中原移民汉文化为基。诤隙嘣饫次幕刂实牡赜蛭幕。

  现有研究表明,至迟在南宋时期,泉州已有“泉南佛国”之称。在宋元泉州,“佛”并不局限于佛教,时人多以其指称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相关内容,从而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据《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1306年,泉州的基督教碑刻中以佛来称耶稣,“匪佛后身,亦佛弟子”;1281年,印度教徒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创建湿婆神庙,得到御赐执照,称湿婆像为“御赐佛像”;晋江草庵的摩尼教徒为祈祝双亲在天之灵早入明界,称“早生佛地”;泉州宋代的伊斯兰教徒,称招呼教徒入寺做礼拜的宣礼塔为“叫佛楼”等。由此,“泉南佛国”指向的是以“佛”来统摄外来宗教文化,展现了多元文化传统共存的状态。

  同时,不少研究指出,在7—14世纪的泉州,以佛教为代表的各类文化传统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秩序,彼时的泉州扮演着重要角色。多元文化源自各类人群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现实诉求,它们彼此竞争,达成相应的均衡,从而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泉南佛国”也就成为了一个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尊重差异 兼收并蓄

  已有研究指出,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去蒙古化”,或者说“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同时,“理学最大的职志是排斥佛学,尤其是禅学,从而复兴孔孟之道的儒学”,明代儒学最大的贡献即在于“辨析儒释二家的疑似之处”。明代泉州,一方面迫于政治和军事高压,泉州港昔日的繁荣不再;另一方面,其又被视为朱子学重镇,儒学昌明,涌现出一大批士大夫,士人们博鼎娱乐“佛”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了文化多元模式、各民族间互动的历史走向。

  相较于宋元时期的“泉南佛国”,明代士大夫们常称泉州为“海滨邹鲁”。但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邹鲁”只是一种理想型的象征,泉州始终是“海滨”,是带着海滨印记的邹鲁,而正是这一印记给多元文化传统在泉州的存续留下极大空间。从“泉南佛国”到“海滨邹鲁”,明代泉州士人尊重差异、兼收并蓄的心态和实践,为文化多元模式的存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保障。

  通过考察可知,从元末明初的张廷芳、朱鑑,到理学大师蔡清及其追随者,再到明中期的大文豪王慎中、思想家李贽、实干派缙绅庄用宾,最后到晚明时期的士林领袖黄凤翔、何乔远等人,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上态度一致:在儒学外部,佛、道、伊斯兰等制度性宗教和民间信仰与儒学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二元对立;儒学内部,他们多因循地方传统,努力协调朝廷礼法和现实的冲突,并尝试使二者有机结合,共生共存。事实上,除了遗存的建筑构件、墓碑等实物外,我们对于泉州文化多元模式的认知正是来源于明代泉州士人的记录:王慎中在文集里公开肯定伊斯兰教信仰的合理性,庄用宾毫不避讳地在族谱内书写其先人的摩尼教信仰,李光缙、何乔远更是在多个场合强调泉州的多元文化传统,并将其写入地方志等。

  正是由于明代泉州士人充分尊重各类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为地域社会的组成部分,编织出新的意义之网,才能为“重建礼制”大背景下泉州文化多元模式的存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重要保障。

  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深厚土壤

  明代以降,泉州的文化多元模式始终以其特定的方式存在,为汉、回、蒙古、满、畲等民族以及融入上述民族的其他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根据最新研究,明清时期,泉州社会有着丰富而多元的民间生存策略与生存空间,证明本地的海洋传统在当时仍焕发生机。基于泉州的“不变”,通过多种生存策略,各族群扎根当地,相互交融,又反过来丰富和深化了泉州的文化多元模式。

  回族方面,卫所制度在明初泉州回回群体的入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卫所军户的身份代表他们成为了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具有拥有土地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例如,为学界所熟知的晋江陈埭丁氏,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充分利用了明初户籍制度占据海荡地,积极参与地方祭祀权力的争夺,并学习汉人进行宗族建设。蒙古族方面,南安燕山黄氏为山后人,元代入闽为官,定居南安。明正德年间,在士大夫黄河清(1478—1525)的主持下,燕山黄氏进行了新一轮宗族建设,确立了以《朱子家礼》为准则的礼仪实践。惠安燕山出氏的先祖则是纳哈出的部属,归降明廷后,被安置到福建屯种,从塞外牧民转型为东南农户。出氏通过与其他军户家族、本地土著通婚,逐渐在惠安站稳脚跟,并随着屯田归并州县最终成为民户。满族方面,据泉州粘姓谱牒,其先祖为金朝完颜氏,元代时避乱迁入今永宁、衙口一带,落地生根。畲族方面,在泉州市区、惠安、安溪等县市多有畲族同胞分布,主要姓氏有蓝、雷、钟三姓,大多自称是明代迁入泉州,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入住权,融入地方社会。

  此外,还有不少闽越土著、色目人融入了汉族。闽越人方面,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博鼎娱乐惠安县东部沿海地区特殊的婚俗和女性服饰,以及惠东人群族属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土著人群的文化在泉州至今仍有相应的留存。与之相近的还有在晋江入海口生活的蟳埔人,他们同历史上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的水上人群关联紧密。色目人方面,例如,生活在晋江沙堤的王氏家族,其先人为西夏人,始迁祖元代千户王翰(1333—1378),仕名那木罕,寓居沙堤,生有三子,现在的王氏即其次子后裔;又据耆老口耳相传和地方志记载,有色目人马速忽在沙堤生活。从结果上看,这些闽越土著、水上人群、色目人等最后都融入了汉族。

  历史上,泉州处在非常活跃的环南海贸易圈内,并逐步形成规模庞大且复杂的移民网络。在此过程中,通过“五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局限于泉州内部,而从本地走向台、港、澳,走向世界,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纽带。

 。ū疚南挡┒τ槔种卮罂蒲泄婊钅孔涌翁狻爸沃谢褡骞餐逡馐妒咏窍赂髅褡褰煌涣鹘蝗诘湫桶咐鞑檠芯俊保2020ZDGH017-MZ005)阶段性成果)

热点文章
  •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民族文版出版发行
  •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今年以来引领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稳中求进述评
  • 习近平向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十周年庆祝活动致贺信
博鼎娱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